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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美国]
温侯廷，英文名字叫Austin Woerner 。个性温文，略带几分儒拙，端正、俊朗的眉眼，搭配了一把大胡子。在中文学习上，他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耶鲁高才生，说是“得意门生”也不为过。他不单曾是2007年轰动一时的、号称“汉语奥林匹克”的CCTV国际大学生中文辩论赛获冠军奖的耶鲁中文辩论队的主力队员——我是他们的领队兼教练；而且在大三前后，还同时获得耶鲁大学最“牛”的几个奖项——全美排名第一的耶鲁英文系的“最佳英文写作奖”，以及同样全美名列前茅的耶鲁音乐学院授予的“最佳作曲奖”。“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确曾伴随着温侯廷的整个成长历程，甚至一度成为他人生选择的负担。
在北京央视大舞台上，他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还在牙牙学语的襁褓时代，他就喜欢学大人的样子，拿着笔乱写乱画，特别喜欢把自己胡乱创造的火星文，故意自上而下、从右至左地竖行书写。妈妈纠正他说：“在我们国家，书写的习惯应该是自左向右地横写。”年方两、三岁的小侯廷便与母亲争辩：“那是在‘你的国’，可是在‘我的国’，写字就该是这样！”他当时朗声笑着向央视演播厅的观众说：“在我学中文以后，我才猛然想起中文的传统书写方法，可不就是从右向左地竖行书写吗！可见，从两三岁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我的国’啦！”当下观众掌声雷动，他又悠悠补了一句：“学中文，让我想起弹古琴——言简意深，韵味悠长。”
——也许，中文之于温侯廷，果真有着某种前世今生似的宿命联系？
因了我作词的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二度公演，作曲家、同时也是老农友的霍东龄邀我自美返穗一行，结伴回一趟海南岛。机缘巧合，温侯廷也从北京飞到广州与我们会合，再一起到海南岛我们当年下乡的山村——也就是《迷谷》书中写到的“巴灶山”去。
车子沿着新修的琼西高速公路，首先驶向霍东龄当年下乡落脚的西联农场，然后再转往我当年落脚的西培农场。千巧万巧，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些当年汗泪交织、含辛茹苦的田间地头，恰在近千年以前苏东坡被贬谪流放的海南儋州。我们一路穿越的椰子林、橡胶林、围海大坝和死火山遗址，当车子临近儋州的最高峰——苏东坡诗中常提及的“儋耳山”，也即我下乡的培胜队所紧紧依傍的“纱帽岭”时，我告知温侯廷：这“纱帽岭”就是《迷谷》里的“巴灶山”和东坡诗里的“儋耳山”。他的眼神中闪出“不可置信”的异光。
车子先来到霍东龄下乡插队的村子，在簇拥上来的乡亲们的热语温言中，站在这片墨面褐衣的人群里，我看出了温侯廷略带陌生和尴尬的神情。来到霍兄当年的老班长家中，老班长因病逝去不久，他的大儿子迎出来，一阵问候寒暄后，班长儿子突然把一个白色的塑料包捧送到霍兄面前说，这一包竹芋粉是他爸爸临终前叮嘱的，等东龄下次回来，一定要记得把它送给东龄。他含着泪说：“爸爸记得你容易上火，竹芋粉可以去火。”霍兄双手接过，他和我一时都为这包凝聚了逝者多少牵挂的竹芋粉而动容。
此时的温侯廷大概没听清老班长儿子带口音的话语，他把我拉在一边，悄声问：“‘竹芋粉’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老班长临终前要特意叮嘱？什么叫‘上火’和‘去火’?”不记得当时我是否用简单的中英文跟他讲清楚了这在西方人那里永远讲不清楚的“上火”和“去火”，我只记得他随后跟着我们在老班长的遗像前三鞠躬，他的鞠躬和我们俩一样，很低，很深。
这包竹芋粉，从霍东龄手上，传到我手中，又被温侯廷捧在了手里。
车子随后把我们带到“纱帽岭”——“儋耳山”——“巴灶山”下，我当年下乡落脚的培胜山村。老乡们认出我来，纷纷从四面八方围拥过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